中华长尾雀现身太子山保护区
中华长尾雀现身太子山保护区
中华长尾雀现身太子山保护区关于“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‘采药(cǎiyào)昆仑(kūnlún)’石刻”的真假争议,还在继续。
6月12日,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(dào)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(wénxiàn)与古文字研究中(zhōng)心官方公众号“古文字微刊”上刊登了《新知|刘钊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(kànfǎ)》一文。复旦大学文科(wénkē)资深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,还在文中列出了昆仑石刻与秦汉文字文字形体比较表。他表示:“我虽然不敢(bùgǎn)贸然判定其一定为真,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”
刘钊(liúzhāo)分析,从文字(zì)看,他认为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,风格统一,有些细微(xìwēi)之处亦表现(biǎoxiàn)得非常到位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此外,石刻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才能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
据此前报道,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,所刻内容大意为:秦始皇廿六年,皇帝(huángdì)派遣五(wǔ)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,乘车前往(qiánwǎng)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;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(dàodá)此地(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),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(到达此行的终点)。
石刻(shíkè)照片。来源: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
石刻所在崖面。来源(láiyuán):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
近期(jìnqī)的争议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6月8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一文。该文介绍,近期,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,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(móyá)石刻题记。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(yuánzhǐ)的刻石,同时也是保存最为(zuìwèi)完整的一处,意义十分重大(zhòngdà)。
仝涛认为,石刻内容(nèiróng)及其所在地理位置,解决了(le)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,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,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,补全(bǔquán)了文献记载的缺失。
仝涛文章发布后,北京大学历史(lìshǐ)学系教授辛德勇6月8日在个人(gèrén)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《高度怀疑乃今人(jīnrén)(jīnrén)伪刻——石刻造假新高度》,其中直言:“铭文若如释文所释,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,这是石刻造假新‘高度’”。
侯光良与石刻(shíkè)合影。图源,青海观察客户端
不过,此石刻并非近期发现。澎湃新闻此前(cǐqián)获悉,早在2020年(nián)7月,青海师范大学(shīfàndàxué)地理科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(guāngliáng)(guāngliáng)便已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。2023年7月7日,青海日报“青海观察”客户端刊发《昆仑上下:探秘青海史前文化》一文时,便配发了侯光良与此石刻的合影。侯光良推测石刻刻字年代定为1280年。
附:《新知|刘钊(liúzhāo)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全文
这两天关于(guānyú)昆仑刻石的(de)报道颇为吸引眼球,对其真伪的辩论更是热闹异常。我虽然不敢贸然判定(pàndìng)其一定为真,这缘于现在的文物造假早已今非昔比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造假者不敢造的,但是(dànshì)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下边说说我的看法。
抛开其他,先从(cóng)文字(zì)看,我觉得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(míngxiǎn),风格统一(tǒngyī),看不出什么破绽。如“皇(huáng)”字上部(shàngbù)从“白”,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(rén)形右侧手臂下,“方”字下部先向右转再向左迴的形态(xíngtài),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,“以”字从“人”的写法,“己”字下部右曳,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,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(hěn)开,“此(cǐ)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,都(dōu)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,在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(xiāngjìn)的写法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所谓风格统一,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,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,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向上(xiàngshàng)拱起状,这在“皇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设想如果是伪造,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,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,且能保证文字结体不误,书写风格统一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
“古文字微刊(wēikān)”微信公号 图
顺便说一下,所谓“方士”的“士”已有网友指出可(kě)能是“支”字(zì),有人读为“技”。字不是“士”可以肯定(kěndìng),但这里的“将”是率领的意思,之下按理应是人名或职官名,“方技(fāngjì)”做为职官名似未见记载,不过医药本(běn)就是“方技”的重要内容,所以当时有名为“方技”的管理医药的职官也未可知。宗帅先生在与(yǔ)笔者微信(wēixìn)谈到这个问题时,怀疑所谓“士”字也有可能是“策”字,“方策”即简册,如此“将”就是携带的意思,“方策”难道是记载方药之书?此可聊备一说。
其次从文本(wénběn)看,文字简洁,语法规范,“皇帝+使+人名”“五大夫+臣+人名”“将(jiāng)+人名(或职官名、书名)”“采药+地名”“以(yǐ)+年月”“车到此”等简洁准确的表述,与传世秦汉文献中类似的文句对比,毫无违和感。这样的古汉语表达,显然也不是现代一般的作伪者所能具备的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简单的文句,并(bìng)不难造,这就(jiù)大错特错了(le)。其实这种质直简略,但表达准确的文字,更为难拟。
再从(cóng)五大夫之名来看,名“翳(yì)”正能体现秦(qín)汉的(de)起名(qǐmíng)习惯。秦人喜用(yòng)“殹”字,从“殹”声的“翳”字似也不例外。《国语·郑语》说:“嬴,伯翳之后也。”秦将有(yǒu)名“翳”者,《汉书·韩信传》:“且三秦王为秦将”,颜师古(yánshīgǔ)注:“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。”可知“伯翳(又作益)”本秦之先祖,名“翳”可能是仰慕先祖而名,这与秦印有名“非子”者,“非子”也是秦的先祖一样。“董翳”之名起名之由似也应如此。《汉印文字征》收有“中翳(zhōngyì)”和“程翳”两印,可能即汉人延续了秦人命名之习惯。若刻石为伪造,作假之人怎么会(huì)想到用这样一个难字来为虚拟的人命名?能想到“翳”与秦汉起名习惯这一点,真是太有难度了。
“昆仑(kūnlún)”写作“昆陯(lún)”,见于里耶(yé)秦简,谓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。无论里耶秦简和昆仑刻石的(de)两处“昆陯”是一地还是两地,其词源相同是没问题的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(kě)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,且只此一例,居然就被造假者发现并巧妙(qiǎomiào)地用于昆仑刻石?作伪者能具有这样的学术素养?也太令人诧异啦。据网上的一种(yīzhǒng)说法,昆仑刻石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发现了(le),后被证实是2020年的误传。就算是2020年,距里耶秦简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这条材料的发表的时间(shíjiān)(2017)也只差三年,难道刻石是2017年后才伪造的?
昆仑刻石铭文的(de)上部是(shì)因石材的形状确定的,可以称为“因形布字”,故行款每行2字到4字不等,这种行款很少见。从照片看,文字似乎也不在一个平面。以上两点都符合(fúhé)就地取材(jiùdìqǔcái),自然随意,不求标准的当时情境。反推若是作伪,大概反倒不会如此随意草率。
另一个问题是石刻(shíkè)文字距目前的地面(dìmiàn)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(wěizào)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才能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反倒是因两千多年来岩石的崩裂和地层的堆积,才使得地面上升到目前的位置(wèizhì),所以董珊先生建议要在石刻地点进行考古发掘,看能否找寻到秦汉时期的地层。
关于历日的问题,已有网友指出可能用的是颛顼历或经改造过的颛顼历,故与(yǔ)历谱有不合(bùhé)。陈侃理先生曾指出秦至西汉太初间的历法为(wèi)难解之谜,出土资料与传世(chuánshì)记载亦多有不合之处,故有不符也很正常,需考虑多种因素。譬如董珊先生认为“廿”可能是“卅”,如此(cǐ)就是始皇“三十六年”,还认为“三十六”之“六”又改成了(le)“七”,此说也值得考虑。
至于(zhìyú)从昆仑(kūnlún)刻石(kèshí)确定昆仑地点一事,我觉得为时尚早。刻石的(de)性质应与今日“到此一游”的刻划相近,或是(huòshì)表明此地重要,乃行程中休憩之地,类似驿站;或是为重(wèizhòng)来或后来者提供的标识;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,风景佳丽,值得驻足(zhùzú)并刻石留念。至于铭文中的“一百五十里”,有人认为应为“二百五十里”(若是一百五十里,一般会说成“百五十里”),并未表明是终点,也未表明是昆仑山,也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等。
我们(wǒmen)再从作伪者的(de)角度考虑。一般个人作伪,唯一目的就是牟利,也有的是(yǒudeshì)炫技及恶作剧。在4千多米、人迹罕到的高原上(shàng)造假,又“深藏功与名”,图啥呢?按常理推测,考古工作者一般不会,因为这会毁掉一生,付出和收获严重不匹配。有人揣测或是公家(gōngjiā)集体造假,可公家集体造假,定是当地人为了地方出名或招揽游客,这事可就大了,在当今(dāngjīn)的治理环境下几无可能,且(qiě)当地似乎也没有具备以上提到的几点专业素养的人。
去昆仑山采药(cǎiyào)(cǎiyào),观念来自昆仑山上有(yǒu)不(bù)死树和不死药的传说。西王母即住在昆仑山,所以所谓采药,其实就是向西王母求药。《淮南子·览冥》载“羿请不死之药于(yàoyú)西王母”的故事,《山海经》郭璞图赞说:“万物暂见,人生如寄;不死之树,寿蔽天地;请药西姥,乌得如羿!”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说:“丈夫国在维鸟北,其为人衣冠带剑”,郭璞注:“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药,从西王母至此”,说的都是这个故事母题。这种传说和观念应该来源(láiyuán)很早(hěnzǎo),所以昆仑刻石记载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药,具有(jùyǒu)切实的历史背景,绝非编造。
秦始皇笃信方士(fāngshì),希冀自己能长生不老,这在典籍中有很多记载,但是由秦始皇盼望长生,到昆仑(kūnlún)刻石的秦始皇派(pài)人去昆仑山采药,这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,甚至还颇为隐晦,传世典籍也(yě)没相同或相近的记载,这得具备什么样学识的人才能编造出这样的故事和文句呢?除非另有(lìngyǒu)一个真迹,而(ér)这个刻石是按真迹仿造的。再加上文字形体结构和风格没有破绽(pòzhàn),文句古雅质朴,“翳”字为名的时代(shídài)风尚和“陯”的用字习惯,诸般凑到一起,假设让(ràng)我来作伪,我想我是一定造不出的。无论如何,即使仅从文字和文献角度看,我也总算是半个专家吧?如果此刻石真是作伪,我倒愿意拜作伪者为师。
最后一点,胡文辉先生说“采药(cǎiyào)(yào)”一语不见于西汉以前典籍,这没错,“采药”一语从东汉开始才逐渐(zhújiàn)增多,但是既然《史记》中有“采芝药”,不管“芝”是限定“药”的,还是与“药”并列,都(dōu)说明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“采药”之说的,只是因文献太少,恰巧不见而已。另外说“采药”与“采金”“采铜”等不同,“采金”“采铜”都是指采自然物,“采药”的“药”却是(quèshì)人造物,这似乎过于绝对。古人的所谓药,很多就是(jiùshì)自然物。若说需人加工而成(érchéng),那“金”和“铜”又何尝(hécháng)不是呢?
还有人说按历日算当时是冬天,环境极其恶劣(èliè),车也上不去。这是严重低估了皇帝命令之不可抗拒和(hé)当时人如唐僧西天取经般的决心和能力(nénglì)。
澎湃新闻记者 鞠文韬(jūwéntāo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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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‘采药(cǎiyào)昆仑(kūnlún)’石刻”的真假争议,还在继续。
6月12日,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(dào)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(wénxiàn)与古文字研究中(zhōng)心官方公众号“古文字微刊”上刊登了《新知|刘钊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(kànfǎ)》一文。复旦大学文科(wénkē)资深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,还在文中列出了昆仑石刻与秦汉文字文字形体比较表。他表示:“我虽然不敢(bùgǎn)贸然判定其一定为真,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”
刘钊(liúzhāo)分析,从文字(zì)看,他认为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,风格统一,有些细微(xìwēi)之处亦表现(biǎoxiàn)得非常到位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此外,石刻文字距目前的地面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才能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
据此前报道,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,所刻内容大意为:秦始皇廿六年,皇帝(huángdì)派遣五(wǔ)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,乘车前往(qiánwǎng)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;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(dàodá)此地(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),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(到达此行的终点)。
石刻(shíkè)照片。来源: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
石刻所在崖面。来源(láiyuán):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
近期(jìnqī)的争议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6月8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实证古代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(dìlǐwèizhì)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一文。该文介绍,近期,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,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(móyá)石刻题记。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(yuánzhǐ)的刻石,同时也是保存最为(zuìwèi)完整的一处,意义十分重大(zhòngdà)。
仝涛认为,石刻内容(nèiróng)及其所在地理位置,解决了(le)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,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,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,补全(bǔquán)了文献记载的缺失。
仝涛文章发布后,北京大学历史(lìshǐ)学系教授辛德勇6月8日在个人(gèrén)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《高度怀疑乃今人(jīnrén)(jīnrén)伪刻——石刻造假新高度》,其中直言:“铭文若如释文所释,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,这是石刻造假新‘高度’”。
侯光良与石刻(shíkè)合影。图源,青海观察客户端
不过,此石刻并非近期发现。澎湃新闻此前(cǐqián)获悉,早在2020年(nián)7月,青海师范大学(shīfàndàxué)地理科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(guāngliáng)(guāngliáng)便已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。2023年7月7日,青海日报“青海观察”客户端刊发《昆仑上下:探秘青海史前文化》一文时,便配发了侯光良与此石刻的合影。侯光良推测石刻刻字年代定为1280年。
附:《新知|刘钊(liúzhāo):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全文
这两天关于(guānyú)昆仑刻石的(de)报道颇为吸引眼球,对其真伪的辩论更是热闹异常。我虽然不敢贸然判定(pàndìng)其一定为真,这缘于现在的文物造假早已今非昔比,只有你想不到的,没有造假者不敢造的,但是(dànshì)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。下边说说我的看法。
抛开其他,先从(cóng)文字(zì)看,我觉得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(míngxiǎn),风格统一(tǒngyī),看不出什么破绽。如“皇(huáng)”字上部(shàngbù)从“白”,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(rén)形右侧手臂下,“方”字下部先向右转再向左迴的形态(xíngtài),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,“以”字从“人”的写法,“己”字下部右曳,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笔画,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(hěn)开,“此(cǐ)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,都(dōu)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,在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(xiāngjìn)的写法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所谓风格统一,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,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,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的向上(xiàngshàng)拱起状,这在“皇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设想如果是伪造,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,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的样板,且能保证文字结体不误,书写风格统一,恐怕连专业者都难以处理得如此圆满。
“古文字微刊(wēikān)”微信公号 图
顺便说一下,所谓“方士”的“士”已有网友指出可(kě)能是“支”字(zì),有人读为“技”。字不是“士”可以肯定(kěndìng),但这里的“将”是率领的意思,之下按理应是人名或职官名,“方技(fāngjì)”做为职官名似未见记载,不过医药本(běn)就是“方技”的重要内容,所以当时有名为“方技”的管理医药的职官也未可知。宗帅先生在与(yǔ)笔者微信(wēixìn)谈到这个问题时,怀疑所谓“士”字也有可能是“策”字,“方策”即简册,如此“将”就是携带的意思,“方策”难道是记载方药之书?此可聊备一说。
其次从文本(wénběn)看,文字简洁,语法规范,“皇帝+使+人名”“五大夫+臣+人名”“将(jiāng)+人名(或职官名、书名)”“采药+地名”“以(yǐ)+年月”“车到此”等简洁准确的表述,与传世秦汉文献中类似的文句对比,毫无违和感。这样的古汉语表达,显然也不是现代一般的作伪者所能具备的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如此简单的文句,并(bìng)不难造,这就(jiù)大错特错了(le)。其实这种质直简略,但表达准确的文字,更为难拟。
再从(cóng)五大夫之名来看,名“翳(yì)”正能体现秦(qín)汉的(de)起名(qǐmíng)习惯。秦人喜用(yòng)“殹”字,从“殹”声的“翳”字似也不例外。《国语·郑语》说:“嬴,伯翳之后也。”秦将有(yǒu)名“翳”者,《汉书·韩信传》:“且三秦王为秦将”,颜师古(yánshīgǔ)注:“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。”可知“伯翳(又作益)”本秦之先祖,名“翳”可能是仰慕先祖而名,这与秦印有名“非子”者,“非子”也是秦的先祖一样。“董翳”之名起名之由似也应如此。《汉印文字征》收有“中翳(zhōngyì)”和“程翳”两印,可能即汉人延续了秦人命名之习惯。若刻石为伪造,作假之人怎么会(huì)想到用这样一个难字来为虚拟的人命名?能想到“翳”与秦汉起名习惯这一点,真是太有难度了。
“昆仑(kūnlún)”写作“昆陯(lún)”,见于里耶(yé)秦简,谓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。无论里耶秦简和昆仑刻石的(de)两处“昆陯”是一地还是两地,其词源相同是没问题的。这说明“昆仑”可(kě)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通假,且只此一例,居然就被造假者发现并巧妙(qiǎomiào)地用于昆仑刻石?作伪者能具有这样的学术素养?也太令人诧异啦。据网上的一种(yīzhǒng)说法,昆仑刻石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发现了(le),后被证实是2020年的误传。就算是2020年,距里耶秦简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这条材料的发表的时间(shíjiān)(2017)也只差三年,难道刻石是2017年后才伪造的?
昆仑刻石铭文的(de)上部是(shì)因石材的形状确定的,可以称为“因形布字”,故行款每行2字到4字不等,这种行款很少见。从照片看,文字似乎也不在一个平面。以上两点都符合(fúhé)就地取材(jiùdìqǔcái),自然随意,不求标准的当时情境。反推若是作伪,大概反倒不会如此随意草率。
另一个问题是石刻(shíkè)文字距目前的地面(dìmiàn)很近,若是现代人伪造(wěizào),下边的字就要躺着才能凿刻,这显然有悖常理。反倒是因两千多年来岩石的崩裂和地层的堆积,才使得地面上升到目前的位置(wèizhì),所以董珊先生建议要在石刻地点进行考古发掘,看能否找寻到秦汉时期的地层。
关于历日的问题,已有网友指出可能用的是颛顼历或经改造过的颛顼历,故与(yǔ)历谱有不合(bùhé)。陈侃理先生曾指出秦至西汉太初间的历法为(wèi)难解之谜,出土资料与传世(chuánshì)记载亦多有不合之处,故有不符也很正常,需考虑多种因素。譬如董珊先生认为“廿”可能是“卅”,如此(cǐ)就是始皇“三十六年”,还认为“三十六”之“六”又改成了(le)“七”,此说也值得考虑。
至于(zhìyú)从昆仑(kūnlún)刻石(kèshí)确定昆仑地点一事,我觉得为时尚早。刻石的(de)性质应与今日“到此一游”的刻划相近,或是(huòshì)表明此地重要,乃行程中休憩之地,类似驿站;或是为重(wèizhòng)来或后来者提供的标识;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,风景佳丽,值得驻足(zhùzú)并刻石留念。至于铭文中的“一百五十里”,有人认为应为“二百五十里”(若是一百五十里,一般会说成“百五十里”),并未表明是终点,也未表明是昆仑山,也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等。
我们(wǒmen)再从作伪者的(de)角度考虑。一般个人作伪,唯一目的就是牟利,也有的是(yǒudeshì)炫技及恶作剧。在4千多米、人迹罕到的高原上(shàng)造假,又“深藏功与名”,图啥呢?按常理推测,考古工作者一般不会,因为这会毁掉一生,付出和收获严重不匹配。有人揣测或是公家(gōngjiā)集体造假,可公家集体造假,定是当地人为了地方出名或招揽游客,这事可就大了,在当今(dāngjīn)的治理环境下几无可能,且(qiě)当地似乎也没有具备以上提到的几点专业素养的人。
去昆仑山采药(cǎiyào)(cǎiyào),观念来自昆仑山上有(yǒu)不(bù)死树和不死药的传说。西王母即住在昆仑山,所以所谓采药,其实就是向西王母求药。《淮南子·览冥》载“羿请不死之药于(yàoyú)西王母”的故事,《山海经》郭璞图赞说:“万物暂见,人生如寄;不死之树,寿蔽天地;请药西姥,乌得如羿!”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说:“丈夫国在维鸟北,其为人衣冠带剑”,郭璞注:“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药,从西王母至此”,说的都是这个故事母题。这种传说和观念应该来源(láiyuán)很早(hěnzǎo),所以昆仑刻石记载秦始皇派人去昆仑山采药,具有(jùyǒu)切实的历史背景,绝非编造。
秦始皇笃信方士(fāngshì),希冀自己能长生不老,这在典籍中有很多记载,但是由秦始皇盼望长生,到昆仑(kūnlún)刻石的秦始皇派(pài)人去昆仑山采药,这之间的联系并不直接,甚至还颇为隐晦,传世典籍也(yě)没相同或相近的记载,这得具备什么样学识的人才能编造出这样的故事和文句呢?除非另有(lìngyǒu)一个真迹,而(ér)这个刻石是按真迹仿造的。再加上文字形体结构和风格没有破绽(pòzhàn),文句古雅质朴,“翳”字为名的时代(shídài)风尚和“陯”的用字习惯,诸般凑到一起,假设让(ràng)我来作伪,我想我是一定造不出的。无论如何,即使仅从文字和文献角度看,我也总算是半个专家吧?如果此刻石真是作伪,我倒愿意拜作伪者为师。
最后一点,胡文辉先生说“采药(cǎiyào)(yào)”一语不见于西汉以前典籍,这没错,“采药”一语从东汉开始才逐渐(zhújiàn)增多,但是既然《史记》中有“采芝药”,不管“芝”是限定“药”的,还是与“药”并列,都(dōu)说明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“采药”之说的,只是因文献太少,恰巧不见而已。另外说“采药”与“采金”“采铜”等不同,“采金”“采铜”都是指采自然物,“采药”的“药”却是(quèshì)人造物,这似乎过于绝对。古人的所谓药,很多就是(jiùshì)自然物。若说需人加工而成(érchéng),那“金”和“铜”又何尝(hécháng)不是呢?
还有人说按历日算当时是冬天,环境极其恶劣(èliè),车也上不去。这是严重低估了皇帝命令之不可抗拒和(hé)当时人如唐僧西天取经般的决心和能力(nénglì)。
澎湃新闻记者 鞠文韬(jūwéntāo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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